历史视角下的中国精神病加害人刑事管治制度
2018-12-14

 

近年来,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一项是在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确立强制医疗特别程序,针对因精神疾病而不负刑事责任的人,授权法官决定将其移送至相关医疗机构进行强制医疗。2013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进一步体系化了对精神病人的处置措施和相关程序性规范。尽管制度框架已经建立,但两部法律规定均较为笼统,关于刑事程序规则、刑事责任规则和管治规则之间的衔接仍有待明确。鉴于在世界范围内,精神病人刑事管治制度长期受到广泛关注,本文通过采用比较历史法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相关立法与司法实践予以深入观察和分析,以期探索现有制度的改良路径。

 

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东西方刑事法律体系中的精神病人管治制度,我们可以观察到制度设计中相类似的“道德传统”,即人们由于精神疾病而无法对其行为负责时,不应当对其科处刑罚。这一理念在西方最早可以追溯到希伯来法,在中国则可以见诸于西周时期。相对于宏观理念上的近似,中西方在具体的管治方式和措施上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针对因精神疾病不承担刑事责任进而被判无罪的加害人,这种差异尤为明显。自19世纪早期西方国家普遍授权法院将此类加害人移送精神病医院进行治疗,中国则长期以来由行政机关或加害人家属承担该职能。近些年中国发生的一些热议案件暴露出以上做法的弊端,同时也反映出刑事司法对于精神病人关注度的严重不足。在该体系下,针对精神病加害人的治疗与保安两项任务的责任主体并不明确。

 

在该背景下,2012年《刑事诉讼法》进行了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建构,其中核心的改革措施是针对因精神疾病无刑事责任能力而被判处无罪的加害人,将其强制医疗的决定权从行政机关转移到法院。该措施旨在限制决定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从而尽可能避免权力恣意专断。

 

尽管立法作出尝试,但其效果因为一些具体规则的缺失而打折扣,例如定期审查制度期限不明,检察机关选择案件或挑战法院决定的程序规则不清晰,对“人身危险性”的判断标准不明,以及由此引发的控辩不平等等。同时,现实中存在司法主体和精神状况审查主体的独立性缺失、法律援助质量和医疗质量难以保障等问题,进一步阻碍了法律的有效执行。此外,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国家,出于保安目的对精神病加害人施加无固定期限的精神健康羁押,均与人权保障的一般要求存在张力。

 

通过对比研究可以发现,中西方精神病人保安处分方面的制度存在较多相似性。在自由民主主义的语境下,这些人实际处于人权保障体系的话语边缘,而西方制度在这一方面并非必然居于道德制高点。从这个角度讲,精神病加害人的刑事司法制度是刑事司法体系的薄弱环节,因此构成该体系改革的有力切入点。

 

 

裴炜,北航法学院,副教授,卓越百人,E-mail: peiwei@buaa.edu.cn

 

Michiel van der Wolf,荷兰伊拉斯谟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E-mail: vanderwolf@law.eur.nl

 

 

参考文献

 

Pei, W.*, and van der Wolf, M. (2016). A review of the new provisions for sanctioning mentally disordered offenders in China, in a broader historical contex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psychiatry, 49, 31-39.